我现在讲的是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活。衣食住行，今天就从衣讲起吧！
那时的北大包罗万象。你穿着笔挺西装，脚登锃亮皮靴，在校园里招摇而过，没有人会羡慕你。你穿得破旧寒伧，也没有人瞧不起你。在50年代“人民装”是主流款式时，北大人的服式也还五花八门。我入学时还有人穿长袍。老师中更多，他们来学生宿舍辅导，下楼时右手小心地撩起前摆，左手托着后摆，慢慢地一层层下台阶，那样子颇有趣。学生中只有高年级的人穿。中文系一个姓沙的同学爱穿长袍，围上长长的围脖，很有闻一多的派头。他毕业后被分去给胡耀邦（共青团中央书记）做文字秘书。可能是派头颇为文学吧！女生中穿旗袍的也不少。大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，年纪比我们大很多，但只比我高一届，平时也穿旗袍。我们当时看这些穿旗袍的女生，好像都是大姐姐似的。多数女生爱穿“布拉吉”（为俄语的音译），就是连衣裙。少数特洋气的女生也敢穿背心式的连衣裙，虽然不及今天某些少女那么露，在当时也够惊世骇俗的了。因穿者多半是西语系的，所以女生宿舍有民谣曰：“西语系洋里洋气，历史系古里古气，中文系傻里傻气。”总之，在北大，没有人会讲究服装，会把心思用在穿着打扮上，所以穿得很随便，也还自由。
1956年春夏之交，北大校园风暴骤起，一夜间大小饭厅的墙上，贴满了大字报，还有讽刺漫画、小品、小调等，主题只有一个：敦促女同学穿花衣裳。口径那么一致，我猜想是有领导的。那种热闹景象，持续了大约一周时间。许多女生迎风而起，把各式各样的花衣裳都穿了出来。
到了1958年大跃进，经过反右扩大化，又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，校园风气变了，这从服装上也可以看出。为了准备下乡下厂劳动锻炼，有的班全体换上“人民装”，头上扎起白毛巾，像陕北的老农那样，还背起背包，列队在校园中唱着歌行进。此时，男着西装女穿花裙的景象便消失了。
着装，确实反映了时代的政治、经济气候。
60年代上大学，家里不要花多少钱，所有的大学都不用交学费，医疗公费。一般大学虽说要自己交伙食费、书籍资料费，但来自农村及其他困难地区的学生，伙食基本由助学金解决。师范生的伙食费也是国家包干的，所以读师范，家里基本不用花钱。
我考入大学是1960年，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，饥饿笼罩中国大地。这所大学所在的省会城市，供应略略比下面好一些，除每人每月30来斤口粮以外，唯一的副食品还是半斤麦麸米糠做成的又黑又硬的小饼干。有的同学买来放在枕边，每晚临睡前吃一块，以让辘辘饥肠安稳些；有的同学从商店买来，还未走进校门就吃完了，肚子依然像啥也没吃一样；有的同学刚买来就被饥民抢走，又是吐唾沫，又是用脚踩，也只得让他吃了；还有的同学真值得尊敬，他们把每个月的糕点票都换成放假那个月的，一并买了带回家，让满脸菜色的家人尝尝这难得的美味。
通过这段饥饿岁月，我还明白了一个真理，饿着肚子是不会想到恋爱的。当整个意识都被饥饿纠缠着，其它一切东西都没了位子。学中文的，难免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问题。记得当时有个同学说：“呔，爱情有个屁用，还不如给个大馍吃。”刚入学时，我们寝室的窗口正对着一位现代文学老师的宿舍窗口，老师的一切活动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。偶尔，看到他搂着妻子在巴掌大的屋里踩着节拍挪来挪去，妻不在的时候，他就抱着个方凳。从乡下或小县城来的我们，见识少，不知道这叫跳交谊舞。我们感到奇怪的是，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有精神跳舞吗？后来听说，他们有亲戚在香港，时常给他们寄罐头。既然“饱暖思淫欲”，肚子里有些油水就想跳舞也不算过分吧！
爱情在大学校园里开始萌芽，是1962年秋收之后，肚子勉强可以吃饱了。但那时上面有个规定，大学生不准谈恋爱，因而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，东躲西躲怕人看见。我们班的团支书与学习委员恋爱了好长时间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以至于毕业分配宣布以后，学习委员突然呕吐不止，我们才知道她不仅恋爱了，连孩子都怀上了。
不准谈恋爱的规定有些让人想不通。我们班有7个女生，入学时做了妈的1人，做了妻子的2人，定了军婚的1人，既然结过婚定了婚的都能录取，录取后的学生却不准恋爱。事实上，恋爱是不怕犯规的，毕业前的一学期恋爱已经成风，遗憾的是多数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班里的3个女生，毕业前各自有主，我们只有到社会上找。经过思想改造、反右派、批判白专道路等政治运动，教师已成为最晦气的职业，没人看得起，我们这些未来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。只得降格以求，找个工人、护士、小学教师、商店营业员什么的，结果也多以失败告终，每个男生宿舍都弥漫着失恋的气氛，搞得大家更不敢把自己当人看了。
同寝室有位同学，父母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，成了孤儿，眼睛又高度近视，对未来很悲观，怕毕业后眼睛瞎了更讨不到老婆，下乡修路时邂逅一个砸石的小女孩，两人就恋爱了。女孩的父母也是饿死了，带着个12岁的弟弟，靠着做小工生活，说是上过三年学，可常见的字都不认得。我们这位同学古典文学很好，说话之乎者也，这门婚事怎么看都不合适，但这位同学好像得了个宝贝，总算找到了一个。当然，出了校门，同学都先后有了家室，只是光彩夺目的妻子几乎没有。一次同学聚会，六个同学的妻子都是工人，做东的同学戏谑地说：“都是工人，而且都还是下脚料。”听了这话，嫂夫人们也不生气，回了一句：“就这下脚料能抢到手就算不错了，当时有人把你们当人看吗？”这也是实话。
再加上四年大学也没学到什么东西，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实在窝囊得很。
深秋时节，看见灿然的紫荆花，我便会想起康乐园——我在那里的大学读书生活。
岁月长流着，匆匆走过了20年。它带走了人生多少精彩的故事。但那人物与情节，却长留心底。
我们年级有93位同学，来自全国各个地方，可谓是天南地北，汇集一堂。当中有军人，也有工人，有农民，也有干部。年龄无论大小，文化无论高低，各方英雄，云集于此，都成了大学生。那年头，“四人帮”刚垮台不久，春寒还未消退，整个社会仍在封闭中慢慢松开一条缝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单调、呆板，缺少生气。今天的人们再回首那个年代时，曾经拥有过的或失去过的，都已是历史的云烟。但我们的心灵却因之有着激动与向往……
我们入校时每月的膳食费是12元，每天平均4角钱吃得很单调。食堂里的菜式几乎是天天一个样，难得有变化。如偶有新鲜海鱼供应，那排队的人长龙似的外三层内三层。于是，插队的、骂架的，把饭碗敲得天响的，闹哄哄一饭堂。学生们常常因饭菜问题与食堂较劲。大字报排满屋里贴出墙外。记得我们年级有一位女同学也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水煮冬瓜白茫茫，没油没盐又没汤，肚子吃了呱呱叫。”问下学校怎么办？学校有啥办法，那年月什么都是凭票供应，徒叹奈何也！
那时谈不上什么娱乐，我们课余时间的活动，就是体育锻炼——打篮球、跑步、跳高、跳远，饭后沿着珠江堤岸散散步，看人在垂钓，看夜色渐淡渐浓地染着绿树。一部《小花》电影，当时看得我们热泪盈眶，激动不已。一大帮同学手拿着椅子，边走边议，谈情节、谈人物、论故事，个个轮番发言，回到宿舍，意犹未尽，躺在床上还要争论一番。一次，系里组织我们到北京路的新华电影院看日本片《追捕》，那真是令我们激动了好久。见面时大谈的是杜丘，谈的是真由美。
那时，图书馆是我们流连最多的地方。但那时许多书还未开禁，像《红与黑》这样的名著，我是在入校后的第四个学期才读到的。我们读王蒙的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、读郭小川的长诗《团泊洼的秋天》、读鲁迅、茅盾、巴金的小说，读何其芳的文艺评论。后来慢慢又读上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德莱塞的《嘉莉妹妹》。有的书只能借出一天，甚至只允许在馆里看。我们便争分夺秒、如饥似渴地在读。这是我们在大学里最充实的读书生活。
一个阳光像情人的眼睛一样温柔的下午，有位博士生对我说，你们现在的本科生，已经失落了崇高与执著。他是80年代的大学生，那时候的空气容易让人激动。
但我们在世纪末并不理会这种指责，我们很忙。那天我回到宿舍的时候，桌面上的两台电脑正联在一起玩《红色警戒》，21寸的SONY彩电在播无聊的作家访谈，新来的几份报纸摊在桌上，磁化电热壶亮着电源指示灯，有沙哑的英文歌飘荡。每个人自得其乐，娱乐或者猎取信息。门外的过道里在拉线，准备装电话和洗衣机。装好电话后我们就能通过拨号上网，不需跑到网络中心。资讯信息给我们危机感，9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技术文化成为新的流行色，思想与艺术文化似乎只是一种闲时的高雅点缀了。
我们的日常生活整体上乏善可陈。我们抱怨饭菜太贵，课程很多而且不自由，学分制徒有其名，逛书店买不起书。同时，由于这几年观念上大学生的贬值和求职的压力，英语、计算机、证券投资之类的书籍摆满了各专业学生的案头。我一位考古专业95级的朋友给某报写了半年的股评，一直被他的读者当成专业人士，现在已和一家证券公司签了约。如今校园里最热闹的不是80年代的文学社，而是经济学社的模拟股市，人头攒动在电子显示屏前，为几个学生编写的程序的运行结果作出喜怒哀乐的表情。尽管大多数人都在安分守己地琢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但依然难以掩盖这种亲近经济的校园动向。
周末和假期的色彩也许绚烂一些。逛书市或商场、喝咖啡、唱卡拉OK、看电影、旅游等等，“各有各的活法”。从一个城市骑单车去另一个城市，参加一个旅游团，看一场展览，听一场价格不菲的音乐会，邀朋友喝啤酒，都是较多的选择。释放一下情绪，缓解一下压力，交流一下感情，见识一下世面，另一周又开始。周末泡酒吧的人似乎越来越多，吃上一碟炒螺或几包花生，喝上几瓶劣质的啤酒，便开始指点江山发泄不满，有话说话有屁放屁，痛快淋漓。搞学生工作的则东奔西走，拉赞助、筹活动，有时候顺便捞点可怜的好处。一部分同学周末出去打工，做家教、推销、导游，培养自立感或解决经济问题。管理学院学生李生，三年级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在一家广告公司兼职，一年中从普通职员做到可独立完成项目的高级策划人员，毕业后直接在该公司担任要职。无论是休闲娱乐还是泡图书馆或者打工，周末和假期显然都是不可多得的时间宝地。
我们当然还要谈爱情。爱情使校园充满芬芳的玫瑰气息，但事实上这一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。有人反反复复地恋爱，譬如老刘，一个魁梧的体育生，总是衣冠楚楚地去送花，间或神经兮兮地失恋几回，烧毁一些信件。大多数人是渴望爱情滋润而不得的枯苗，只好整天泡图书馆或上网聊天。有调查表明，女生们普遍对“成熟的，事业成功人士”有“好感”；有一种较为流行的婚姻搭配观念是：男应比女大5－10岁。这些都沉重打击了校园爱情，使它的特色变得越来越少。
我们的大学生活在凌乱中走向理性的现实，为了以后的生存和前途，忙于掌握各种工具，考证书和考研。我们寻找的是爱情的作用而非意义，崇尚实干而非空谈。也许思想家正在离我们远去，现代社会的压抑和忙碌却日渐清晰。
